（自序）

四

    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手制造了“卢沟桥事件”，全面发动了侵化战争。

    七月八日，我党通电全国，号召实行全面抗战。八月二十五日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我们红四方面军大部编入一二九师。我先在抗大任校务部副部长，后随朱总司令上了太行山，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。

    一九三八年上半年，日军占领了晋冀两省的大部分城市。我军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，利用太行山，五台山有利地形与敌周旋，四出游击，陆续收复了被敌占领的十几个城镇，创建了晋察冀敌后根据地。同年十二月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同志率一二九师师直和三八六旅等进军冀南，我当时在三八六旅任副族长。

    由阶级斗争上升为民族斗争，是一个重大转折，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新的考验。当时，有些人只闻日军长驱直入，不见抗日烈火燎原，终日长吁短叹，说什么日军“不可战胜”；有些人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自己不抗日，还到处制造磨擦。对此，我们都憋了一肚子火。过去，我们打过地主武装，打过红枪会、大刀会，打过土匪、流寇、散兵，打过杂牌部队，打过国民党的正规军，得出了一条经验：仗靠人打，路靠人走。侵略军为不义之师，我就不信什么“不可战胜”！

    一九三九年初，日军纠集三万多人，分兵十一路，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“扫荡”。日军所到之处，杀我平民，烧我村庄，奸我姐妹，毁我家园，无恶不作，暴戾恣睢。

    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为挫敌凶焰，陈赓旅长和我们分析了敌人的骄傲情绪和逢挫必要报复的规律，决定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，调敌就范，诱伏日军。二月七、八、九三日，我旅以一部连袭威县、曲周等城，致使敌恼羞成怒，组在快速部队，由一个大队长带队，向我“扫荡”而来。十日中午，日军果然中我圈套，全部进入我旅预设阵地的香城固一带。我们立即于四面发起攻击，前后仅八个小时，全歼日军一个加强步兵中队，毙敌大队长以下二百余人，生擒八人，缴获其全部装备。这一仗，大长我志气，大灭敌威风，戳穿了所谓“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创造了平原反“扫荡”作战的光辉战例，使那些摇头的、叹气的、说风凉话的人瞠目结舌。

    面对强敌，首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。敌硬，我更硬。一抓住战机，就狠狠敲他一下，猛打善打，打则必胜，这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。以后再交手，敌就会闻风丧胆，不战自怯。世上没有打不得的兵，只有打不得的官。几次硬仗一打，士气，胆量、作风、经验全有了。反之，你越避他，他越猖狂。如果我们顶不住，不敢打，不敢拼，遇敌绕着走，不要几回，本来硬的部队就会变软，甚至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。香城固一战的意义和影响，大部在此。

    一九三九年秋，我调华北学校学习。不久，赴山东任山东纵队三旅旅长，同日伪顽战斗在渤海之滨，战斗在黄河入海处，战斗在清河两岸。

    一九四一年春，我奉命带清河分区独立团至胶东，担任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，统一指挥胶东第五旅和第五支队，组织反投降派的斗争。

    胶东的投降派、顽固派，有大小二三十个司令，共约五万人。他们各有各的地盘，各有各的山头，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破坏团结，破坏抗战；后来，居然一手拿着太阳旗，一手拿着青天白日旗，公开组织“反八联军”，勾结日伪残害百姓，对我实行军事进攻。对这些人死心踏地的投降派，不打不足以克服缺陷危机，不打不能使我军全力对日作战，不打不利于抗日形势的顺利发展。此役我从胶东的牙山打起，而后居高临下向南横扫。在五个月中，接连打跨蔡晋康、苗占魁、秦玉堂、郑维屏、安庭赓、赵汉卿、陈煜等十多个投降派“司令”，使胶东抗日斗争的形势出现了一个新局面。

    战役结束后，我即回山东纵队，任纵队参谋长。一九四二年，根据中央军委指示，山东我军实行主力军地方化，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。不久，为统一胶东地区各部指挥，决定成立胶东军区。我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。

    我参加革命以来，这是第一次全面负责一个地区的军事工作，深感责任重大。刚刚走马上任，敌在大战犯冈村宁次的亲自策划下，发起了“拉网合围”的冬季大“扫荡”。这次“扫荡”的时间之长，规模之大，手段之毒，均为过去少见。两万日伪军队在海、空军的配合之下，多路分进合击，密集平推，无村不搜，无山不梳，无林不篦；烧草堆，挖新坟，掘地堰，清山洞，无所不用其极。

    斗争残酷，方显战士本色。我们利用人亲地熟，化整为零，穿隙插孔，破网突网。抄敌后，袭据点，破公路，断交通，夺粮草，烧仓库，协同民兵广泛开展地雷战、麻雀战。打得敌人损兵折将，疲惫不堪，不得不于年底收兵加窜。

    此后，敌在军事“扫荡”的同时，对我实行“蚕食”、“囚笼”政策，频频占地掠边，加强伪化活动。胶东投降派坐收渔利，乘势扩张，内外夹击我军。

    寇能往，我亦能往。在山东军区的统一指挥下，我们采用“翻边战术”，反“扫荡”，反蚕食，反封锁，反磨擦，变守为攻，主动出击。仅一九四三年一年，作战达九百七十五次，占敌据点二十余处，歼敌一万多人。敌之封锁蚕食阴谋，被我打得稀烂。

    一九四四年八月，我胶东部队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作战。一个月中，克水道，收文登，占荣城，带威海，横扫敌据点一百三十余处，歼日伪军五千余人。威震胶东，称雄四海（胶东的东海、南海、西海、北每四个专区）。胶东这把刺刀，越磨越利，越战越坚！

    在胶东，赵保原为大小投降派之首。此人出身土匪，反复无常，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公开投敌，随日晕入胶东后，一度“反正”。羽翼丰满之后，他毁弃抗日招牌，再次充当日军鹰犬，鱼肉百姓，祸害百姓，祸害胶东，顽固与我为敌。几年来，该敌虽遭我军多次打击，但均未能全歼其主力，捣毁其老巢，仍为山东全境最大的汉奸武装。

    庆父不死，鲁难未已。讨伐赵保原，势在必行。一九四五年初，我们定下早打、快打、狠打之决策，发起讨赵战役。三月十一日至十九日是，我军首克万第，再战左村，席卷五龙河两岸，大获全胜。战斗中，赵保原漏网而逃，一九四六年被我击毙于胶县，枭首示众。中国用句老话：报应之来，迟早不爽。此语颇有见地。

    回顾在胶东的斗争，深感“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，存在于民众之中。”没有群众，我军就如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本，根本不能生存。人民是我亲父母，我是斗争好儿郞。无论是在鄂豫皖，在川陕，还是胶东，人民群众参军参战，当向导、递情报、送弹药、抬担架、救伤员，运给养，贡献最大，牺牲最大。他们的业绩，值得我们的史家、作家们大书特书。

    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三十多年了。中日两国也已化干戈为玉帛，一笑泯恩仇。但是，历无情，需引为鉴；旧恶可不计，温故重当今。我们希望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睦邻相处，子子孙孙好相安。这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不容逆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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